中办国办发文提出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发布时间:2021-05-13 14:28:41

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才能终结“山寨社团”■观察家从审计署2014年报告来看,去行政化的进度尚不彻底,只要官方协会还在靠权力牟利,李鬼协会就能混水摸鱼。近日,民政部民间管理局主管的中国社会组织网曝光了首批203家“山寨社团”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公益总会”“中国担保协会”“中国产品质量协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后,须更加严格地落实监管责任在万众瞩目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专门要求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这是本轮大部门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与以往机构改革、职能转变不同之处。今年全国两会后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提出了核心要求。一言以蔽之: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此后公布的机构改革任务分工,更详细提出了一系列限时完成的具体工作。

在加强政企沟通协调、搭建业内交流平台、服务会员企业单位、促进行业行为规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紧扣“服务政府决策,服务行业发展,服务会员企业,服务网民群众”的定位,依托主管部门指导,正确解读政策方向脉络,准确把握行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北京网络行业协会职能作用,制定了“推动行业立法、建立标准规范、服务企业推广、促进科技创新、引导行业价值”的工作思路,力求搭建“政、产、学、研、用”跨界合作平台,点燃协同创新发展的新引擎。日前,协会换届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在公安部、北京市委网信办和市公安局等主管部门的大力指导下,在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新一届协会将以崭新的面貌携手会员单位,踏着转型跨越发展的时代节拍,继往开来,砥砺奋进,拥抱互联网大繁荣大发展的崭新春天。

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由北京地区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ICP)、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从事信息网络安全技术服务以及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的企事业单位,信息网络重点保护单位和使用单位,上网服务场所等网络行业单位自愿发起组成,是经北京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北京网络行业协会自成立以来,已历经三届,先后多次组织开展从业人员法规宣讲会、承办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推动依法治网;研究制定并修改完善了《北京市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行业自律公约》,促进行业自律;参与承办了历届“4.29首都网络安全日”、第三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和“@同学”网络安全系列宣传等大型活动,参与制作推出网络安全主题歌曲《江湖》、主题话剧《圈儿A》等文化产品,倡导网络文化;多次举办涉网单位网络信息安全培训,并与19家院校签订合作协议,服务人才交流;树立“互联网+”的工作理念,不断创新工作方式,立足行业需求,与相关企业合作,在协会内部设立会展部门,开展企业推广。

“行业协会的缺位与不作为也助长了消费潜规则长期存在。” 杨竖昆说,其实潜规则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是个中性词,是对法律法规的补充,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之所以潜规则在消费服务领域成了一大公害,主要是相关的行业协会没起到应有的加强自律、促进竞争、规范发展的作用,导致一些坏的潜规则蔓延泛滥。我国行业协会多如牛毛,但发展很不成熟,角色定位不够准确,有的是“二政府”,有的一屁股坐在企业一边,自我管理、约束、教育不够。在一些地方,行业协会甚至成了潜规则的推手,在出现消费纠纷时,不顾事实与公平,一味袒护企业,收取开瓶费等就有行业协会不光彩的身影。更有甚者,还插手行业定价,限制竞争,阻碍企业间的优胜劣汰。“行业协会该好好反省角色定位,否则会把企业引向邪路。”杨竖昆严肃地提醒。

现在对行业协会赋予了很多职能,比如说颁布资格证书等等,对于它的运行管理机制到底由谁来规范,还有待讲清楚。王万宾委员提出,这部法律应明确政府负什么法律责任、行业性协会负什么法律责任,建议进一步认真研究。给行业协会放权,是本次立法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对于行业协会能否承担起管理责任,不少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质疑。全国人大代表黄友嘉就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说,强调简政放权、政社分开的大方向是对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走多快。资产评估行业协会自身的建立是不是已经比较成熟,能够做到良好的自律和自我监管吗?个人认为,对资产评估工作的管理和监管目前还不能太过放宽。(记者郭美宏)。

所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感慨道:“我们的行业协会商会经常被形容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其次是代表性不强,覆盖面较窄。我国行业协会从发展初期就本着跨部门、跨所有制、跨系统的“三跨”原则发展,但至今仍有很多行业协会的会员主要局限于原系统的企业。很多全国性行业协会对行业内企业的覆盖率不足50%,有的甚至低于10%,行业代表性较欠缺。第三是自身结构不合理,难以发挥转方式、调结构的独特作用。

当它渐渐成为一种行政习惯,变成一种路径依赖,染上官僚主义习气,陷入形式主义泥淖,这种评价方法仅存的一点正效用就被层出不穷的乱象吞噬殆尽。一是扩大化。“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原本只是政府系统内部评价,包括自我评价与上级对下级评价,一旦向系统外拓展、泛化,触须伸向社会领域,譬如企业、公民,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就呈几何级数骤增。极端的表现为:各级政府、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都参与其中,争相成为主体,层层设立评比达标表彰子项;各类项目叠床架屋,譬如“生态市”、“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绿化模范城市”……令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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