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谈换届期间官员调整:最是心静时


 发布时间:2021-02-25 10:54:44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裸体官员”,自己在国内做官,家庭其他成员定居海外。官员外逃,何日能休?简少玉想到了七点应对思路: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报告和备案制度。尽快建立健全以财产申报为主要内容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这项制度不仅包括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或收入情况,也应当包括领

连降数级等“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也堵住了“官复原职”的漏洞。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许耀桐“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此前,媒体已相继曝出冀纯堂于2011年出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吴显国于2013年出任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但一直没有张发旺的消息。

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活动也有秘书参与。在腐败同盟中,官员权力必然要让渡给秘书。当然,秘书拥有权力,还与秘书本身的权力冲动有关,曾有人如此形容秘书工作——守机子(电话)、提包子(文件包)、端杯子(茶杯)、开门子(车门)。一些秘书“志向远大”,怎甘局限于此?有人之所以挖空心思地给领导做秘书,就是要图仕进。有人说,领导干部权力越大,秘书“含金量”就越大。也有人说,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腐败。当前,对一把手往往监督缺位,作为一把手的秘书,也往往享有“豁免权”。某秘书落马后,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称:“我做秘书时,虽说有人管,但没人监督。”一个正派、廉洁而有原则的官员会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不会放任秘书狐假虎威。因此,要杜绝秘书的隐性权力,乃至减少秘书腐败,唯一出路就是管好领导的权。对于官员自身来说,一方面要减少秘书数量,放弃拐杖化生存;另一方面要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对于秘书来说,则应恰当定位,不可越权,更不可产生权力幻觉。(王石川)。

一个正常的、符合法治精神的政商关系,既需要政府不断提高公共决策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减少官员的“信息租金”,加大简政放权力度、限制和规范权力运行、提升开放水平,同时也要维护市场环境,惩治害群之马,保证公平竞争。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刊发《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称,“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同时指出,企业家要在政商关系新生态中扮演积极健康的角色,恪守“君子之道”。

想不到官员也有自己的“粉丝”了。这或许真是社会的进步,官民之间零距离,官知民意,民知官情,也是中国社会由“官本”走向“民本”的标志。但是,这恐怕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与期待,“官员粉丝”的出现,说到底还是草民心态、臣民心态,而非公民心态。中国人对权力的崇拜意识太悠久、太深厚了,“崇官”、“宠官”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当官者太把自己当“官”了。中国的老百姓更把当官者太当“官”了,希望他们真的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体恤庇护“子民”,为民做主。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在利益联姻组合起来的高收费培训项目中,那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官员和商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勾肩搭背的典型,是公私不分的样板。就此而言,中组部的禁令,不独是让高收费培训回归正轨,更是从严要求,堵住一切可能的暗门,让官商关系回归健康,是对权力的约束,对市场的净化。不过,禁令虽然立竿见影,但并非治本之策。假如在干部选拔中仍然存在盲目的“学历崇拜”,假如在权力运行中各种跑冒滴漏禁而不绝,假如“红顶商人”总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么即便天价培训中的官商勾结被禁止了,恐怕还会有更多变卖学历的方式被发明出来,有更多利益输送的途径被创造出来,有更多利益联姻的技巧被想象出来。总之,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设,让选人用人更加科学有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社会需要人才,但不是唯学历是从;这个时代需要官商合作,但不是蝇营狗苟。禁止官员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为纯洁官商关系开了个好头,希望这把改革的火越烧越旺。李 拯。

韩先聪张田欣昨天是周六,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相继发布两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的消息。中央纪委消息说,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央组织部则直接透露,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近日中央已免去其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委员职务。截至目前,十八大以来已有35名省部级“老虎”被打掉。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涉嫌违纪被调查昨天中午12时许,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正当公众聚讼之际,上海铁路局再度辟谣,说该局确认侍某系上海铁路系统下属公司的工作人员,并称侍某已补票并缴50%罚款,这等于否定了此前的部分说辞。这也让很多人抓住把柄:辟谣成了造谣,公信力何在?翻手云覆手雨,打了谁的脸?……不得不说,前后口径不一,彰显了其信息发布机制上的失措与条理紊乱。依据网民提供的侍某全名、上海铁路局发布的信息,我在网上查出,涉事公司确有此人。若他果真是“占座男”本人,那可以证实,姜某只是跟其“撞脸”,也纯属躺枪。

官小权大“小人物”也能捅“大窟窿”根据一中院的调研显示,审理的这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中涉及26名被告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占42.3%,处级以下15人,占57.7%,他们犯的案子涉案金额最少一起也有105万元,最多的则高达9400余万元。26名被告人中有18人是单位一把手,管理、使用和经手的资金量巨大。还有的虽然是一般工作人员,但也因其身为财会人员能够经手大量资金。官小权却大是这些人的显著特点。北京市房山区的清洁队队长王远利,任职期间利用负责与相关单位签订协议和购买环卫用品、修车等职务便利,以开具燕山清洁队“大头小尾”发票等作为手段,累计贪污公款2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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