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的“痛·愤·愿”


 发布时间:2020-11-23 05:23:27

与家人通讯有专人监督控制,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按设定台词回复。为控制低等级人员,该组织每个寝室每晚安排有两到三名骨干成员专门陪睡看守,收走外套仅剩短裤防止逃脱,并由“寝室主任”每天将安排情况逐级报告。同时,该组织在窝点及公安机关周边安排专人放哨,密切关注公安机关动向,如有情况迅速转

鉴定人将向法院提交鉴定书,提供珍贵史料和研究结论,还原侵华日军的罪行。“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在完成对证人的询问后,法庭将宣判最终结果。”林刚说。1938年至1944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实施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重庆抗战调研课题组统计,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日军飞机持续轰炸重庆达6年零10个月,32829人直接伤亡、6651人间接伤亡,财产损失约合当时100亿元法币,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均遭到轰炸。(完)。

其中,尤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7月24日和1941年7月27日所受的三次轰炸最为惨烈。苏良秀正是1941年7月27日成都惨烈轰炸的受害者。轰炸中,苏良秀的祖母苏黎氏、母亲苏贾氏、小姑妈苏绍群、表姑达凤英、大弟苏良兄、二弟苏良酬等6人当场被炸死,苏良秀本人及另外3人身受重伤,她的弟弟也因头部受创,留下伤残。今年6月4日,已年过80岁的苏良秀赴日参加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提起索赔诉讼以来进行的第29次开庭。

2016年,由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和中国律师代理的三菱劳工诉讼案,原告与被告日本三菱公司最终达成和解,三菱公司在和解协议书里首次公开书面谢罪。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受害者通过这一起起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向日本民众展示了历史真相、揭露了日军的暴行。一些日本民间团体纷纷走上街头为中国受害者募捐,资助他们来日诉讼的费用,并且对仍然在世的战争受害者提供医疗及经济上的援助。这一万封受害者及遗属的来信,后来被媒体人称为“童增书简”。

2016年6月,日本三菱公司正式向中国被掳劳工“谢罪”。据公开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大约有4万中国人被强行抓掳到日本,在矿山、码头、建筑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折磨,其中被三菱奴役的受害者多达三千余人。童增对此表示,“日本政府必须承认侵华罪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像三菱一样谢罪,中国人就会伸出友好之手。中日友好是我们所追求的,这有助于世界和平。”今年是“七七事变”8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惨案80周年,如今,当年的战争受害者逐渐离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逐渐成为一场场“原告越来越少的官司”。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最近发生的这两起悲剧,再次验证了这一点。比如警察枪杀孕妇,当地政府拟代赔70万元,这70万元包括了一切,家属如果接受就必须放弃其他所有民事诉讼权利;同样,岳阳县学童惨剧,也是政府和家属谈判,大概因为谈判的对象是农民,所以很过分地加上了“别再找麻烦”的要求。很多人质疑,醉酒警察杀人、村民绑架杀害儿童,凭什么都由政府来埋单赔偿?要知道,政府的钱都是来自于纳税人,岂不是总让纳税人当冤大头吗?不过也有律师说,当地政府积极主动地愿意给家属一定赔偿,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了行政机关知错认错,重视受害人所受伤害的行政理念。

他表示,由十多名日本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将于近日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尔律师迟夙生表示,日方的判决十分荒谬,将大力支持受害者继续诉讼。2003年8月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泄漏事件,造成40多人受害,其中伤势最严重的李贵珍死亡。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经过多次外交交涉,日本政府同意为处理此次事件的善后工作支付3亿日元(1美元约合78日元)。部分受害者23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有2位受害者在近两年分别因为肝癌和脑血管疾病去世,其他多名受害者近年来饱受后遗症折磨,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根据以往经验,索赔最短要五六个月,大型空难的索赔乐观估计,至少也要1年。”曾代理2004年包头空难索赔案的北京律师郝俊波表示,空难索赔是一场博弈,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郝俊波近日将应邀前往江山协助索赔工作。江山市政府也成立了由司法局局长、当地律师组成的“韩亚空难维权咨询工作组”及协助索赔小组、律师顾问团。这场博弈即将开始。索赔可通过三种渠道受害者索赔应该依照什么法律?众多媒体此前报道称,国际航空运输旅客人身伤亡、财产损失领域的法律渊源之一,首选是《蒙特利尔公约》。

借助行政系统,可以强制企业出资,也可以比较迅速地发放赔偿金。但是,这样的操作方式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比如,对受害人的赔偿标准一刀切,然而,很显然,受害人的处境不同,其对受伤害的感受不同,因而,所希望的赔偿额度、方式也会大相径庭。一刀切的行政操作方式必然忽略受害人的这种个别感受,而人们关于赔偿是否公平的看法,却正是由这种感受决定的。行政部门以为自己定的标准已经足够慷慨了,有些受害者固然满意,但也会有受害者觉得不满意。

近年来,经学者研究发现,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等军警机关将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秘密移交到“七三一”部队,他们将之称为“特别移送”,受害者又称为“马路大”即实验材料,用以进行冻伤、霍乱、鼠疫等人体活体实验,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发现前苏联籍受害者的这份“特移”档案是2014年该馆研究人员从民间搜集上来的资料,档案中明确用日文记载了1942年8月8日由哈尔滨市警察局给道外警察署的内部文件中,一位名字为阿列克赛·道劳吾奇(音译)的苏联人曾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事实。该负责人向中新社记者表示,此次发现的这份“特别移送”的资料,再次证实了被用作“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不仅有中国籍人士还有前苏联籍人士,是记录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实施罪恶活动的原始文件,这些资料将为揭露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反人类罪行再添铁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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